45岁电工被“变相辞退”,讨薪路上被删除考勤记录,他的经历给所有打工人上了一课
2022年,一个盛夏的夜晚,45岁的电工老林(化名)躺在北京出租屋的床上,辗转难眠。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他心里焦得慌。不仅因为蚊子太吵,更因为和公司有一笔“糊涂账”没算。 2018年5月,老林入职北京一家物业公司。由于工作特殊,岗位需24小时有人在,他常年上着“白班12小时+夜班12小时,然后休息一天”的“三班倒”。让他憋屈的是,合同签的是“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但发工资时,公司却按普通的“8小时工作制”核算。相当于每天4小时的班白上了。老林委屈,但工作不好找,他只好把委屈咽进肚子,一直干了下

案件过程
2022年,一个盛夏的夜晚,45岁的电工老林(化名)躺在北京出租屋的床上,辗转难眠。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他心里焦得慌。不仅因为蚊子太吵,更因为和公司有一笔“糊涂账”没算。
2018年5月,老林入职北京一家物业公司。由于工作特殊,岗位需24小时有人在,他常年上着“白班12小时+夜班12小时,然后休息一天”的“三班倒”。让他憋屈的是,合同签的是“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但发工资时,公司却按普通的“8小时工作制”核算。相当于每天4小时的班白上了。老林委屈,但工作不好找,他只好把委屈咽进肚子,一直干了下来。
2020年,疫情冲击之下,公司经营陷入困境。老林和一百多名同事无活可干。很快,风声传来:公司可能要裁员了。老林心情复杂,裁员意味着失业,但至少能依法拿到一笔经济补偿金。
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裁员通知。公司以“待工”名义,安排大家“停工待岗”,每月仅发放一千余元的岗位补贴,连每月房租都交不起。不少老员工立刻嗅出了其中的味道:这是“变相辞退”,是公司不想支付补偿金的“缓兵之计”。老林起初还怀有一丝希望,觉得公司的困难是暂时的。
随后,返工通知来了,可却完全变了味。公司把他们安排到与原岗位毫不相干的岗位上。意图已经很明显。有的同事扛不住,主动离职;有的则结伴去人事部门讨要补偿金。那个夏夜,经过反复思想斗争,老林不再犹豫,决定加入“不当冤大头”的队伍。2022年7月,他向北京市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加班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申请仲裁阶段,老林看到有的同事“单枪匹马”上阵,很快便因证据不足败下阵来。他自己也不懂如何固定证据,于是他找到了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的张蕾律师。
时间非常紧迫
2025年10月,当老林委托张蕾律师时,距离开庭已不足三天。张蕾律师迅速从老林的口述、零散的微信聊天记录、上班打卡截图、劳动合同、工作安排表等材料中,梳理线索,固定证据。仲裁庭上,张蕾律师摆出证据,仲裁员主持调解。公司方起初同意,却又在调解阶段反悔,坚称“加班费已经付过了”。此时,一个关键证据的缺失,让案件陷入被动。
原来,公司在得知老林提起仲裁后,就将未离职的老林踢出了公司考勤系统。当时老林不明白,直到律师指导收集证据时,他才恍然大悟:最详实的工时记录,已随着无法登录的系统一同消失了。而老林平时没有“工作留痕”的习惯,聊天记录中,一百多天的加班只提到一两天。尽管老林坚称自己在休息日、节假日的加班事实,但“客观事实不等于法律事实”,在法律面前,无法举证的部分难以得到支持。老林不得不接受这部分加班费的损失。
案件有了突破!
不过,在张蕾律师的努力下,案件在其他方面取得了突破:
工资计算标准:律师依据劳动合同及餐费补贴等材料,成功将老林的日工资结算时长从8小时提高到了12小时,为他争取了应有的劳动对价。
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律师搜集了公司公告停工待岗、随意调岗等证据,并指出其待岗补贴甚至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据理力争。最终,仲裁委认定公司属于违法解除,老林要求支付赔偿金的请求获得了支持。

案子了结后,老林给张蕾律师送来一面锦旗。开庭前,老林早早赶到法院,硬塞给她一堆零食小吃,老林的朴实,让律师觉得更要为他争取权益。
“案子不难,但走下来也深有体会。”张蕾律师说,她为帮老林拿回工资而高兴,但更让她欣慰的,是看到老林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认知的提升。从最初口述时的思路混乱,到后来理解法律如何运作、证据为何重要。张蕾律师也再次提醒:“日常工作,一定要注意‘留痕’,尤其在和公司产生纠纷的情况下,要提前留存工作记录,最好记录上带有明确的时间点,才能为自己后续更好地争取合法权益。”这既是老林案件的教训,也是给所有劳动者的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