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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6/1/28
跨境赌诈主犯被押解回国，但其价值150亿美元的12.7万枚比特币（按当时市值估算）却已被美国没收。这笔天文数字的巨款，最终会流向何处？
来源：央视新闻
本文将聚焦三大核心问题层层剖析：这笔资产能否被成功追索回国？即便追回，又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合规变现？ 更进一步，此案是否应促使我们将涉案虚拟货币提升至国家战略储备的新高度，以应对全球数字资产的竞争新格局。
2025年12月28日，由北京市物权法学研究会联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金融安全与网络科技研究中心、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法治研究中心、走出去智库共同主办，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承办的“涉案虚拟货币跨境司法处置”专题研讨会在北京科技大学举行。研讨会直面虚拟货币处置在当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法律定性模糊、技术追踪困难、价值评估复杂、合规变现路径缺失四大核心难题和国家战略储备等议题，汇聚了法律、科技、金融等多领域专家展开前沿探讨。
涉案虚拟货币跨境司法处置专题研讨会现场
而就在此次研讨会后不久，备受关注的陈志案迎来关键进展——2026年1月7日，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陈志在柬埔寨被成功押解回国。虽其散落在全球多国的资产虽已被当地陆续没收，但真正的核心资产，是2025年10月被美国司法部查扣的12.7万枚比特币，按当时市值计算高达150亿美元，这也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加密资产没收行动。
其最终归属值得关注。
来源：央视新闻
一边是司法实践的重大突破，一边是行业难题的深度研讨，陈志案的推进与研讨会的召开形成奇妙呼应，也让涉案虚拟货币的追回、变现及战略利用等核心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正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马明亮在研讨会上所言，“陈志案的处置是检验虚拟货币司法治理能力的重要样本，而这仅仅是开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马明亮
虚拟货币去中心化、跨境流动便捷的特性，使其跨境追回远比传统资产复杂。对陈志案而言，资产追回的核心矛盾更聚焦于那批被美国没收的12.7万枚比特币——更关键的背景是，有权威技术报告显示，这批比特币早在2020年就已被疑似国家级黑客组织盗窃，陈志及其团队曾发布上千条链上信息恳求归还并愿支付赎金，却无疾而终。如今，即便陈志已被押解回国，这批核心资产的追回仍面临双重难关。
从技术层面看，目前已形成相对成熟的追踪路径。虚拟货币的所有交易均记录在对应公链上，技术机构通过构建全量公链数据库、搭建地址标签体系，可穿透式核查涉案钱包地址。
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的技术溯源报告就显示，通过链上比对，2020年“LuBian矿池”被盗的12.7万枚BTC，在多次混币、拆分后与美国没收的陈志相关地址高度重合，这为资产归属认定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但北京中科链源科技有限公司案件中心负责人王瑞丽强调，技术追踪并非万能，部分新型加密技术的应用仍会给溯源带来挑战，需要技术与法律的协同应对。
跨境协作与法律归属证明则是更棘手的难题。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刘丛丛老师在研讨会上梳理了虚拟货币跨境追赃的三条核心路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定罪没收程序及被害人直接民事诉讼，但每条路径都存在现实障碍。“多数虚拟货币交易所位于海外，部分机构对我国执法机关的调证请求不予配合，这是跨境追回的主要瓶颈。”
除了依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约推进跨境协作，更关键的是从法律层面构建“资产—陈志犯罪集团—中国受害者”的完整证据链。美方目前以“电诈违法所得”为由对这批比特币启动民事没收程序，但中方需证明其中涉及中国受害者的部分，这需要链上证据与传统司法证据的深度融合，难度极大。
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王立勇此前在研讨会上建议，针对这类复杂跨境案件，技术专家应梳理标准化的链上证据固定流程，法学研究者则据此设计符合国际司法惯例的归属认定规则，共同破解跨境协作中的机制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资产追回后的存储问题也被提及，公安机关扣押后无法自行开立钱包，委托第三方存管又缺乏制度规范，这一细节已成为影响资产安全的潜在风险点。
即便涉案虚拟货币成功追回，合规变现也是一道难题。
据了解，自2021年9月24日国家十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即“924通知”），我国对虚拟货币采取严格监管政策，但司法实践中又承认其财产价值，导致处置工作陷入“民刑二元”困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司法机关查扣的涉案虚拟货币价值高达数百亿美元，却因缺乏合法合规的处置通道而长期滞留，不仅影响被害人权益挽回，也衍生出财政、廉政及金融竞争等多重风险。
据北京中科链源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兼资管中心负责人李昂介绍，当前国内已探索出多种变现模式，但合规性参差不齐。部分地方司法机关通过境内OTC商家处置，这类商家多以私人服务形式存在，无合法经营资质，资金来源难以把控，存在极大法律风险；香港地区的地下钱庄模式则通过USDT兑换黄金或美金后再转为人民币回款，同样面临资金脏污、合规性不足的问题；还有部分机构套用外贸额度或科技服务名义结汇，虽能保证资金表面“干净”，但本质上属于非法结算，面临外管局查处风险。
好在令人欣慰的是，北京、上海等地已率先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合规处置模式，为陈志案这类重大案件的资产变现提供了重要参考。作为地方探索的典型代表，“北京模式”以“公安主导、北交所承接”为核心特征。2024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联合北京产权交易所打造涉案虚拟货币跨境处置“北京样本”：由公安机关将涉案虚拟货币委托给北交所，北交所再选定专业服务机构负责资产检测、接收与移交，最终通过香港合规持牌交易所公开变现，所得资金经结汇后转入公安机关涉案款专用账户。2025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通过该模式成功处置7000余枚涉案虚拟货币，实现了合规与效率的统一。
“上海模式”则聚焦“法院主导、第三方协作”，形成“境内委托、境外处置、闭环回流”的完整链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专项规范指引后，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成功处置9万余枚FIL币：法院将涉案虚拟货币委托给试点第三方机构，第三方提供履约担保后，转委托给境外代理商在香港证监会认证的持牌平台处置，且处置价格不低于交易日前20日均价，最终资金经外管局审批后结汇转入法院案款专属账户。
李昂在研讨会上结合实操经验指出，两地模式虽操作主体有差异，但核心均是“境内委托+境外合规处置+闭环资金回流”，不过在与不同银行、各地外管局分局沟通时，仍面临政策解读差异化的问题。
陈志案中12.7万枚比特币如果届时能追回，其变现预计也将借鉴两地模式的核心逻辑，采用更严谨的合规路径。具体流程可能包括三步：
一是公安机关联合技术机构出具涉案虚拟货币名录及归属证明，明确币种、数量并盖章确认；
二是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将比特币兑换为USDT锁定价值，规避市场波动风险；
三是通过香港或新加坡持牌机构将USDT兑换为美金，汇入国内合作银行离岸专户，最终经外管局申报结汇。
马明亮表示，应当尽快出台具有法律地位与属性的、全国统一适用的处置规范。该处置方案应当坚守国有资产保护原则与司法公正原则，处置程序方面则需要实现技术标准与法律规则的嵌入式融合。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吕宁宁在研讨会上则建议，可依托海南自贸港或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优势，整合两地模式优点设立虚拟资产合规处置试点区域，系统探索大额资产变现的路径优化方案。
价值核定是变现过程中的另一关键争议点。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以抓捕时、判决时还是变现时的价格计算，结果可能相差巨大。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数据资产部主任李永卓在研讨会上指出，面对价值核定难题，当前司法实践的核心是在严守境内监管红线的前提下，借助境外合规市场实现公允变现。他指出，北京、上海等地探索的“境内委托、境外处置、资金闭环回流”模式为此提供了可行思路。其关键环节在于通过香港持牌交易所进行公开变现，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稳定价值的定价方法，例如参考“交易日前20日均价”或设置“保留价并以最优报价成交”等，以平抑价格波动。他强调，这些探索虽是个案化和局部的，但仍属非常宝贵的实践案例，其全面推广有赖于全国统一处置规范的出台以及跨境协作、外汇管理等环节的持续机制创新。
陈志案查扣的12.7万枚比特币，价值不菲，也让虚拟货币国家储备战略再次成为热议话题。如今，欧美及亚洲多个国家已纷纷布局，将虚拟货币纳入国家战略资产考量，形成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态势。走出去智库高级合伙人陆俊秀在研讨会上分享国际实践时提到，虚拟货币的战略价值已被多国认可，我国应在国家安全和金融安全框架下，平衡处置紧迫需求与国际前沿跟进，避免错失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从国际布局来看，各国已形成差异化的储备战略路径。美国走在前列，特朗普政府已将联邦机构没收的比特币纳入财政部战略储备，目标直指100万枚，参议员Cynthia Lummis更提出法案要求五年内收购100万枚比特币作为战略资源，陈志案中被没收的12.7万枚比特币，若后续通过司法协作移交美方，大概率将补充其战略储备。欧盟虽未明确提出“储备”概念，但通过《加密资产市场法规》（MiCA）构建了统一的加密资产监管框架，为未来可能的战略储备奠定制度基础，部分成员国如德国已允许机构投资者将比特币纳入资产配置，间接形成储备效应。
英国和日本则结合自身定位推进布局。英国不仅将数字资产列为第三种财产类型，还在2025年出台的《数字资产战略》中明确提出，将研究涉案没收虚拟货币的战略储备可行性，计划由英格兰银行牵头搭建专业化管理体系。日本作为虚拟货币交易活跃度较高的国家，虽未启动正式储备，但通过修订《资金结算法》认可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参与虚拟资产托管业务，为后续可能的储备战略积累技术和人才基础，部分日本议员已提出“将没收虚拟货币纳入外汇储备补充渠道”的议案。
从我国现状来看，启动虚拟货币国家储备战略既有基础也有必要。目前我国司法机关已查获或扣押的虚拟货币价值达数百亿美元，若将其中无需退赔的部分纳入战略储备，可形成可观规模。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李富成在研讨会上表示，虚拟货币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我国应在国家安全和金融安全框架下，平衡处置紧迫需求与国际前沿跟进，探索中国特色虚拟资产发展路径。
但储备战略的推进，首先需先解决法律与制度层面的诸多问题。当前我国对虚拟货币的规制主要依赖政策通知，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尽管司法实践中认可其虚拟财产属性，但将其纳入国家战略储备，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其可没收、可处置、可储备的法律地位，解决储备主体、管理机制、使用规则等核心问题。
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潘金忠建议，未来可在海南、香港等地设立专门机构，负责虚拟货币的储备管理与处置，无需将所有资产全部变现。李永卓则提出，应加快统一执行规范、完善跨境协作机制、强化全流程监督，为储备战略提供制度保障。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张硕老师更明确表示，需制定专门法律，赋予特定主体在特定情形下处置虚拟货币的权限，对于不涉及退赔的涉案虚拟货币，可仅实现国家控制，无需强制变现。
专业化管理体系的构建同样关键。虚拟货币的存储、估值、风险对冲等均需专业能力，可借鉴美国经验，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技术支持，构建“司法机关监管、专业机构运营”的模式。中国农业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梁伟亮在研讨会上强调，涉案虚拟货币若无法有效处置将带来诸多风险，从监管和制度体系构建入手，才能实现资产保护与战略利用的双赢。
陈志押解回国，是虚拟货币司法处置的一个重要节点；而“涉案虚拟货币跨境司法处置”研讨会的召开，则为破解行业难题提供了思想碰撞的平台。
未来，随着试点的推进、制度的完善和跨境协作的深化，虚拟货币的追回、变现与储备将形成系统化解决方案。而这不仅关乎个案的公正处置，更关乎我国在数字经济全球竞争中的话语权与治理能力